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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看此前，特斯拉在中国建厂的部署可谓紧锣密鼓。今年5月，特斯拉（上海）有限公司获得了营业执照，特斯拉中国造车的序幕拉开。到6月份，特斯拉又选择“掐点”在其股东大会上披露了上海建厂的计划，并表示不久后会披露更多有关中国新工厂的合作细节。直到7月份，特斯拉CEO马斯克抵达上海，特斯拉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，并与上海临港管委会、临港集团共同签署了纯电动车项目投资协议，规划年产50万辆纯电动整车的特斯拉超级工厂正式落户上海临港地区。

如果把在H股市场上市的邮储银行计算在内，6家国有大行上半年合计减员3.4万人，超过去年全年，这还不包括同期减少的740名劳务派遣员工。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离职的员工往往会在领完年终奖后选择辞职，大多发生在上半年，而企业招人的高峰期往往在下半年。

可见在这种机制下，对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行为，审计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。不够审慎的“关键审计事项”据Wind数据统计，截至目前，41家事务所共为3607家A股公司提供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。其中218家被出具了非标意见，且非标意见比上年增多88家。从这样的角度，审计机构监管的力度似乎是更严格了。

——其二，隐性债务底数不清，增长较快，规模较大。隐性举债方式多样，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公司、购买服务、PPP、各类发展基金和引导基金等进行融资。以某省为例，截至2017年末，该省政府隐性债务余额较显性债务高出 80%。从其债务的构成来看，银行显性债务及隐性债务合计在全省总债务中占比超过35%。此外，还有平台公司等发行企业债、中期票据、短期融资券、其他债务工具等形成政府债务，信托等非银行机构融资、企业和个人借款、供应商应付款等形成政府债务等债务形式。特别是2015年初至2017年末，该省形成的银行涉政信用项目隐性债务占银行对政府债权超过55%，属于违规举债清理整顿范围，存在较大风险隐患。

——其五，财政风险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。规范地方隐性债务过程中可能会加大金融机构风险暴露，财政风险最终转嫁给金融部门。例如，一些省份在清理地方政府融资担保的过程中，出现了撤销各类担保函、承诺函的现象，在无法提供增信手段的情况下，金融机构基于风险考量，停止了政府信用项目信贷投放，导致部分平台公司在建项目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，部分在建项目面临停工，造成了政府与银行间的纠纷。

从容投资基金经理罗凌认为，只有创新才是药企的最终出路，各种社会资源，包括医保资金、资本市场的资金等都在向创新药倾斜。实际上，医药行业的投资逻辑从去年12月“4+7”带量采购第一次中标结果出炉后就已经开始改变，这次扩围中标结果出来只是再一次强化了这种逻辑。